我唯一的完整学历①

作者：沈昌文②

　　一辈子干文化工作，常同文人学士打交道。当编辑有个习惯，遇见初识的文人学士，总要打听对方是在哪里出身的。因为一知道他毕业于某校某系，凭自己的经验，大概可以揣想出他的师承和学派，然后就有话好说了（同时也知道有什么话不能说了）。要是自己熟识这个大学的学术领袖，还给他出过书，效过力，接下去更大有吹嘘的了。但是，这办法没法用在我自己身上。我除了小学，从来没在某个学校毕过业。说自己自幼失学，也对。可是，同龄人中，大概也没我上过的学校多。一九五三、一九五四年，为了向党“忠诚老实”，原原本本交代一遍自己上过的学校，当时记得已有十四五处之多。要是把小学、中学及一九五四年后上的学校算上，大概有二十处吧！

　　前面说过，我完完整整地上过的学校只是小学。除此之外，只不过是为了谋生需要，想学一些技能，在上海滩的形形色色补习学校（上海人叫它们“野鸡学堂”）里瞎混，如是而已。不过就小学说，我上的却是上海鼎鼎大名的。当年叫上海工部局北区小学，现在更名为上海静安区闸北第一中心小学③。为什么我这个几乎衣不蔽体的孩子要上这样的学校呢？这得从头说起。

　　我六周岁时起初上的是上海普通的弄堂小学，那里全讲宁波话。我祖母是上海本地人，对这十分不满。在那里上学不到一年，就要我转学。她选择了附近最好的小学，在火车站附近的克能海路（现名康乐路）。凭我们身份和家产，当然进不去。怎么办？幸好，我的一个亲戚在上海工部局做“大写”，即文员。于是我就冒充他的儿子，算是英国人驻沪行政机构“工部局”的职工子弟，优先免费入学。为了办这手续，我更名改姓。原名：沈锦文，现在改名为王昌文，因为这亲戚姓王，他的孩子排行都是“昌×”。从一九三七年起，我为了进这小学，从此姓“王”。不仅此也，我还得同里弄里的一切小朋友绝交，因为他们同我一样住在“棚户”，属“野蛮小鬼”之列。我记得，我平时从来没穿过西式衬衣。为进这学校，母亲连夜用手工给我缝了一件西式衬衣，免得露出土气。小学六年，平稳度过。在英国帝国主义殖民统治机构办的学校读书，现在应当大力控诉其罪行。但我做不到。原因很简单，这学校名义上是工部局办的，可是主管人员却是著名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和他的学生们。这些老师特别的宽厚仁慈，谆谆教学。过不多久，他们知道我的情况，没有让我退学，反而同我商议恢复原姓———沈。从此，大概从一九四三年初起，我就叫“沈昌文”了。